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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始人的故事

父爱如山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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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一个家庭中,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,而这种影响往往又在无声无息中进行,所以对小孩的教育要言传身教。在我的记忆中,几乎没有听到父亲对我的表扬,他对儿子的要求非常高,对儿子取得的成绩只埋在心里,从不挂在嘴上。在我的印象中,父亲只对我表扬过一次。那时我还没有读书,他在自留地里干活,我和妹妹在一起玩耍,我故意拍打妹妹的头皮,边拍打边数数,一、二、三……父亲看到以后,表扬我说:你聪明了,会数数了。

子女对父母所做的事情,有极强的模仿能力,所以一般说来,有什么样的父母,就有什么样的子女,父母是第一个老师。父亲如何为人处事,我们都会模仿的。他说:社会主义是天堂,没有文化爬不上,你们兄妹几个一定要把书读好,我就是拉板车也要把你们供出来。这是他的决心。我哥哥读到中专,我读到高中,与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

我哥哥读中专,如果没有他的努力,中专是读不成的。当时公社分配了两个到湘湖师范学校读书名额,因为父亲是公社里的优秀分子,就把一个到湘湖师范学校读书的名额分到我哥哥的头上,于是我哥哥被推荐进入湘湖师范学校读书。

我是在1978年参加高考的。那时刚刚恢复高考第二年,由于我文化课基础薄弱,第一次高考落榜。我读初中的时候,成绩还是满好的,但我们是两兄弟,我哥哥已经到长山高中读书了,我肯定是轮不上的,因为当时还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。那时很多人都想读高中,所以宁新村就自己办了一所高中,我们班是宁新村的第一个高中班,也是最后一个高中班,当时是两个老师教一个班。在村办高中里读书,教学质量是无法保障的,离高考还有一个学期,我和班里成绩比较好的几个同学被插到宁围中学里上课,但由于基础比较差,几乎连老师讲课都听不懂,高考自然就落榜了。

高考落榜以后,父亲又把我送到长山中学复读。这时候是家里非常困难的时候,“一批双打”运动虽然已经过去,但还没有结果,他没有倾诉的地方,政策又要我们家退出700多块钱,由于拿不出这700多块钱,我们家陷入了典卖家当的困境。在这个时候,他还在想办法让儿子复读考大学。1979年高考,我们长山中学复读班的学生基本上都考上了,落榜的只有几个,我就是其中的一员。本来我的成绩不是最差的,在复读班里,成绩居于中等水平,但由于报考志愿没有填好,结果导致落榜。当时高考录取有三类,一类是大学,一类是高中中专,还有一类是初中中专。我的志愿填报的是初中中专,后来证明是最不合适的。复习了一年,都是高中的知识,初中的知识没有复习,而根据我报考的志愿,考试的内容是初中的知识。当时考不上的人有两种,一种是考大学考不上,还有一种就是考初中中专考不上。我要求低,希望能考上初中中专,结果却事与愿违,我落榜了,相差32分。

因为没有考上中专,我心里非常难受,我想,有些人的要求高,考大学考不上还有情可原,我的要求低,只要能考上初中中专就可以了,结果还是落榜了,真是“心穷命苦”。

虽然再一次高考落榜,但我还是心有不甘,我对父亲说,我还要读书。但因为我的基础确实薄弱,再去复读下去也是不行的,于是父亲让我当代课老师,边当代课老师边准备下一次的高考。那时能当代课老师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为了让我当上代课老师,父亲足足想了一个夏天的办法,终于在河庄公社建设大队建设中学给我谋了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。

在河庄公社建设大队建设中学当了半年代课教师以后,也就是1980年春节过后,我又去了长山中学高复班复读。我还是想考大学。

1980年5月,万向节厂招工,因对能否考上大学没有把握,于是我便参加了万向节厂的招工考试。当时参加招工考试的有600多个高中生,49人榜上有名,我考上了。1980年7月,我正式到万向节厂上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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